（一）
“生命的奥秘是享受时光的流逝，世人皆能做到，无事的徒劳，谁知我们如何攀至山顶，但只要我们攀登，便能享受这旅途的迢遥。”（詹姆斯·泰勒）
巴赫的美学体验之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二）
另外朱晓玫的人生经历也很传奇，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音乐神童，历经文革，被下放到农场劳动。
5年后平反，一双干农活的手没有荒废，80年代出国，最后在欧洲成名。
我一直很好奇，她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岁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如何在农场劳作的同时练习钢琴的。
2014年她回中国巡演的时候，有一部纪录片《How Bach Defeated mao》
春节看完，中间有几个部分我实在感动的落泪
朱晓玫讲她身上背负了很多人的梦想，使她在艰苦的岁月仍然坚持下去。
“我的母亲为了我弹钢琴，可以说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因为我喜欢弹琴，那个时候弹钢琴是要被许可的，要冒政治风险的，怕有人来抓，所以我的母亲在北京的大冬天里批着毯子在外面为我把风，我在里面练琴。”
这部纪录片我看到两则则评论：
在中国大家不再害怕听巴赫。——最初我以为是指音乐难度上的害怕，后来才明白她指的也是曾经被烧毁的乐谱、不能公开的”布尔乔亚”弹琴生活。
朱曉玫沒有在影片中講述顧聖嬰的遭遇，她說「有些人無法容忍，寧肯結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相信事情會變、時代會變、命運會變，於是堅持了下來」，我在電腦屏幕這邊噗噗地掉眼淚，曉玫女士握著話筒對台下的年輕人說「彈奏蕭邦的弦樂曲，不能忘記前輩為我們開路。」
「顧聖嬰沒能走完這條路，我替她走。」
1955年，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先生因为那时的大冤案--"潘汉年案件"牵连，被投入监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顾先生和女儿顾圣婴断绝一切音信。这位伟大的父亲在监狱里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女儿的消息，他把对女儿的一切希望埋在孤独艰辛的日子里。1979年，顾高地先生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不顾一切地从青藏高原飞奔回到上海，可是不见女儿的踪影，顾先生听到的是这样的消息：1967年1月31日那个"非常的年代"的夜晚，顾圣婴与母亲秦慎义，还有弟弟顾握奇，不肯忍受文革造反派的凌辱，以死抗议，一家三口自杀身亡......顾圣婴以她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天才钢琴家的呐喊。
她的父亲在她十多岁时，因为历史原因而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这件事本身已经使顾圣婴像风中的树叶般惴惴不安了……这个被富裕家庭娇养于温室里的花朵，面对这个急剧遽变的社会，简直惊慌失措了，她除了去单位——上海交响乐团参加政治学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惊恐地躲在家里，母亲亦然，弟弟亦然……。
某日，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正面地燃向了她，单位的造反派们在一次批斗会中将她拽了上去，声色俱厉地要她第二天交代自己的罪行，说明天的批斗会主角就是她，就是她这个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飞向她，飞向这个除了音乐，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女子……
那是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天黑了，顾圣婴踽踽回家，昏暗的路灯映着这个孤独的身影，路边贴满了大字报，一个个“火烧”、“炮打”的字迹触目惊心地映入她眼帘，风吹着大字报破损的边沿，发出轻微而又连绵不绝的击打声音……她踽踽地行走着，那样纤弱又那样迟缓……顾圣婴此时的内心感受，也许悲怆；也许麻木，心如止水。她回到了家，母亲已经不安地等待许久了……。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只能猜测了，因为死亡将所有的秘密都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母亲和女儿、儿子具体交谈了什么？以至于他们作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1967年，顾圣婴已经30岁了，还没有品尝爱情的芬芳。她是那样端庄秀美，像素荷一般散发着宁静优雅的气息。她的弟弟顾握奇，那一年正是翩翩美少年，刚刚踏入大学……也许，他们想躲避，躲避这个令他们迷惑，令他们不解也令他们心生恐惧的社会，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这一极端的躲避形式。也许，他们是出于向邪恶势力的抗争，用最昂贵的付出生命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的愤懑和抗争……。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1967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1979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更爱爸爸！”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朋友的介绍下顾高地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
一九八九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将军。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羁押于青海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将军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将军落实政策后，被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一九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将军手里还抱着一个。将军好高的个子，很瘦，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王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
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萧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
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萧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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